长安印学起源于西周，主要依据是《周礼》一书中有三处说到“玺”和“玺节”：一是在地官司布条下有“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的话；二是在掌节条下也有“货贿用玺节”，郑注：“玺节者，今之印章也”。三秋官职金条下有：“辨其物之媺恶与其数量楬而玺之”，郑注：“玺者，印也。既楬书揃其数量，又以印封之。”

图一 龙钮玉玺 （西周） 2016年年4月陕西渭南澄城王庄镇柳泉村九沟出土堪称“中国目前发现较早期的一枚玺印 ”

　　尔后又有《国语·鲁语》载:“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追而予之玺书。”《尔雅·释书契》言:“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废也。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

　　最初的印章，称“玺”或“玺节”，都与“货贿”“物”相关，主要以“封物”为主。这是长安印学最早的文字记录，是中国印学发端的最早史料，也是陕西传统文化的重要见证。

图二  上林郎池（ 秦代）

选自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

图三  右丞相印（ 秦封泥）

现藏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

　　一、长安印学的形成背景

　　印章，又称“印”，古时称“玺”。古代玺印，是取信之物、凭信之据；历代官印，是权力象征，是国家管理的重器，又是再现中国文字的重要载体之一。 “长安印学”的诞生，与陕西哪些文化元素积淀有关?我归纳了三点：一是古迹遗址聚集。陕西有距今约六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的半坡、姜寨遗址，有与中国文字起源有关的刻画符号，这与印学中文字的使用和线条的塑造直接关联，从中可我们可以看出传承、演化的轨迹。

　　二是文明礼制影响。作为与政治、经济、军事和人们社会交往密切相关的印章，在三秦大地上从创意、到制作，再到使用，其间蕴含着古人丰富的劳动智慧和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尤其是西周时期文明礼制的创立和形成，为“长安印学”的诞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青铜文化推动。西周青铜铸造直接用的“大篆”，不仅铸造器物之上，形成了巍巍壮观的青铜铭文（亦称“金文”），同时也用于印玺，其标志就是实施了从“图形印”到“文字印”的过渡，成为中国汉字入印的发端。《毛公鼎》里有“用印邵（昭）皇天”的记载，为长安印章的广泛应用提供了注脚。

　　二、长安印学的研究范围

　　长安印学，是以在陕西三秦大地上出土、发现的历代玺印封泥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其研究范围上起西周，下至民国，历时近三千年。我在《长安印学概述》一文中，专门谈了对长安印学经历产生、发展、繁荣、嬗变和回归（复兴）五个阶段的认识，研究中参考的资料，主要有以下五批：

　　一是九十年初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吴刚主编，三秦出版社先后出版的王翰章编著的《陕西出土历代玺印选编》和王翰章、王长启编著的《陕西出土历代玺印续编》，首次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陕西各地出土的金石文献资料共五百一十七件。二是八十年代末发行人秦孝义、袁旎主编的《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玺印篇》，其中收录有陕西五十年代前出土的历代玺印共五十四枚。三是新世纪初陕西金石文献汇集吴刚主编、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周晓陆、路东之编著的《秦封泥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发掘报告》，以及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傅嘉仪著《秦封泥汇考》等。四是二○一一年初，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西安文物精华·印章》，西安市文物库房收藏的，从西汉至清末的三百七十二枚官、私印章，可认为是长安印学史上第三次重要信息发布。

图四 天元皇太后玺（北周 金质）1996年陕西咸阳市渭城区发现

现藏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文物保护中心

　　五是二○二○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刘瑞编著的《秦封泥集存》（上、下册），公布了此前发现和出土的秦封泥，共两千三百五十多个品种、计九千二百一十八枚。

　　另外。还有历年来《文物》《考古与文物》和《文博》等专业期刊发表的印学方面的重要信息资料。诸如二○一七年《考古与文物》第二期公布的渭南市澄城县王庄镇柳泉村九沟西周早期墓葬出土的一枚“龙钮玺印”的发掘报告，经周晓陆、同学猛等多位专家教授鉴定，认为此玺印“是中国印史上所见早期的玉质印章，是罕见的西周龙钮玺印，已具有文字的表义性质。”

　　  三、长安印学的亮点愿景

　　“篆书入印”贯穿于长安印学的始终，况且一直影响到百年来的中国篆刻发展和繁荣。尽管在宋元时期出现了屈曲盘绕的“九叠文”官印，但是流传的时间很短暂，到了明清以至于民国又逐渐复归小篆。为什么历时两千多年的“篆书”还一直能影响到今天呢？

图五 阴槃县之印（唐代 陶质） 选自《西安文物精华·印章》

　　学习篆刻之初，我曾拜刘自椟先生学习大篆，并写有《西周金文对书法的传承和影响》的长篇心得文论，尔后又在多次观赏傅嘉仪老师激情笔墨的小篆书法现场挥洒中，感受到了“篆书之美”，受到深刻启发，同时也为我的篆刻创作奠定了基础。归纳先贤的观点主要是：“两性”“两力”“和谐均衡”。“两性”即适应性和可塑性；“两力”即造型能力和艺术魅力；“和谐”即文字与形状的和谐，“均衡”是结构和线条所表现出来的境界。

　　正如李刚田、马士达先生在《篆刻学》里概述的：“总体来看，非主流的、非篆体书入印的古代实用印章，其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包括为后来篆刻艺术的借鉴作用，远不如篆书入印的印章来得丰富。其中虽然不无传统欣赏习惯的影响，但我们不能否认，在中国古代实用印章的发展过程中，篆书书体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及其对印章形式的适应性和可塑性，篆书书体在印章形式中体现出来的独特的造型能力和艺术魅力。迄今为止仍然是其他书体无法替代的。它与印章外形（以正方形为主）所构成的和谐，以及通过结构和线条在印章中表现出来的均衡，与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基本法则相符合，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清代周铭《赖古堂印谱·小引》尝称：“论印法必宗秦汉”，“学印者，不宗秦汉，非俗则诬”。清代巴慰祖在《四香堂摹印·自序》中也说：“印章之祖秦汉，如寻山之有昆仑，问水之友有星宿海也。”这实际都在说长安印学里的精华——秦汉玺印！为啥秦汉玺印能受到明、清印人、学人的追捧？为什么中国印学艺术史上第一个高峰在秦汉？这也是我三十多年来坚持不懈地研究“长安印学”引以为自豪的地方。“印宗秦汉”，是我们篆刻人的魂魄和根脉，是我们的动力和源泉。由此可以看出明清印人对传统文化艺术的谦卑态度以及“活学活用”的创新精神。

图六  涞源县政府印 （民国 铜质）  选自《西安文物精华·印章》

　　我们秦人之所以能创造中国印学史上第一个高峰，正如韩天衡先生在新著《印章里的中国》（中华书局，2023年6月版）上篇“印篆源流”里概括的：“其一，印章用途广泛，公文传递、经济贸易、军中行令、社会往来都须臾少它不得，这势必使印章艺术腾达；其二，印文基本为当时社会所用字，用以入印，驾轻就熟，增省变化，均能得妙理而不逾规；其三，印章为佩用者身份得象征，对作者得严格要求，具有镌制上求精的督促作用；其四，当时的民风淳朴笃实，无名的印工，多能认真将高技大艺施展不逾方寸的印章中。”韩天衡先生的重要论述，无疑是对长安印学精神的肯定和褒扬，也必将为我们带来新的启迪：艺术服务时代，印学惠及大众。我们秦人能创造一个辉煌的过去，相信也能携手开启一个充满生机的未来！

图七 王精 （新莽 金质）1966年西安市碑林区沙坡砖厂汉墓出土

选自《西安文物精华·印章》

　　2023年11月1日起，我的《长安印学在中国篆刻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书画报》“篆刻”版连载七篇四个月，让陕西的印章传统文化在全国“火了一把”！篆刻印章和我们当代人们的生活有啥关系？我们如何去欣赏和传播？

　　三十多年来我全力推进的“长安印学”理论体系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此。印章来源于生活。在“公印”（官印）方面，有着“标志”“权威”“凭信” 的重要作用。如我们今天的人民币上，印有篆书四字的“行长之章”，才可通用；各机关单位、社会团体的往来文书，仍要钤盖圆形的“公章”，才能表明对此负有责任。

图八  元记 （元代 铜质）选自《西安文物精华·印章》

　　“明证”“佐证”和“见证”，在“私印”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诸如少年儿童、老年朋友学书法、绘画，作品上要盖姓名章、斋号章，青年爱好者收藏纸质艺术作品要盖收藏章或鉴赏章，以认定身份，确保拥有者合法性。还有名目繁多的“引首章”“压角章”“肖形印”“吉语印”等等，更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另外用一些珍贵材料，如玉石、玛瑙、象牙等制作的印章，还具有装饰和纪念的功能。作为我们印人、篆刻家，都要潜下心来，学习吸收传统中的精华，珍视每一枚印章的设计创作，把最漂亮、最美观的篆刻艺术作品，呈现给观众，奉献给社会。

庞任隆艺术简介

　　庞任隆，字道畅，笔名任隆，号双石斋、望湖楼主人，祖籍陕西蓝田，生于西安临潼。曾任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书记、馆长；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委员,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大秦封泥艺术研究院院长，大秦印社社长，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书画艺术中心研究员,陕西科技大学客座教授，秦文化研究会秦封泥专业委员会主任。

　　庞任隆幼承祖训，追摹传统，篆刻得古玺、封泥神韵，力求创新。一九八九年十月在骊山举办“庞任隆骊山古迹胜景篆刻艺术展”，篆刻作品先后入选全国首届篆刻艺术大展、第二届国际肖形印大展、中日友好篆刻展、全国印社社长篆刻作品联展。一九九七年七月论文《试论中国篆刻的艺术语言》入选全国首届“篆刻学”暨篆刻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集；二〇〇〇年三月，应邀为《秦始皇帝陵》篆刻寿山石大印；二〇〇四年元月，组织创意实施《西安事变浮雕》大型艺术工程；二〇一七年七月，应邀为首届世界西商大会马云、马化腾、余秋雨等十一位嘉宾篆刻蓝田玉大印，二〇二一年八月《构建“秦封泥学”对篆刻艺术创作的当代意义》论文，入选“印说岭南·第四届印说岭南学术研讨会”，十月在古都西安举办“千宫之宫——庞任隆中国寿文化篆刻艺术专题展，取得圆满成功；二〇二二年九月在临潼举办“薪火相传——庞任隆篆刻艺术专题展”，获得积极的社会反响；二○二三年十月在华清宫珍宝馆举办“瑰宝骊山·印记唐宫——华清宫篆刻艺术展”，展览将持续到二○二四年年底。

　　四十多年来，庞任隆致力于中国书法篆刻与文物考古理论研究，尤其对秦官印、秦印陶和秦封泥的探索与实践，提出“秦封泥学”课题，建立了“长安印学“理论体系。先后在《中国书法》《中国书画报》《中国篆刻》《西泠艺丛》《书法》《文博》等专业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曾主持创建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大明宫新馆和傅嘉仪艺术专题陈列馆，创办大秦封泥艺术研究院；著有《骊山古迹胜景旅游》（篆刻集）《中国临潼石榴文化集萃》《长安书法篆刻研究》（文论集，上下编）《华清池印谱》《中国书法简史》《金石永寿印谱》等；主编《道德经印谱》《中国书法与篆刻》《秦封泥研究》《古代石刻艺术研究》“秦封泥与秦文化研究书系”等典籍多部；《澳门赋》在“庆祝澳门回归十周年-世界名家书画交流展”中获银奖：《长安书法篆刻研究》荣获第三届陕西文艺评论奖三等奖；《中国书法之歌》在“一得阁杯·第三届世界书画名家作品交流展”中荣获金奖；《秦封泥概论》荣获秦文化研究会第一届学术成果评比著作奖。